凝視珍雅各：「反都更祖師母」的美國戰後城市保衛戰
今日的世界，人口暴增，都市化速度在人類史上前所未見，加上氣候變遷的威脅，「都市生活」成為人類存續的關鍵字。在這樣的氛圍之下，一名在半個多世紀前，住在紐約格林威治村、戴著粗框眼鏡的猶太人女性，再次成為都市規劃者關注的焦點。
她是珍．雅各（Jane Jacobs）。
今日我們所熟知的概念，諸如社區保存、宜居城市、適合步行的街道等等，都是她發揚的創見，她也被視為建築保存運動的「祖師母」。2016年大受好評的紀錄片《紐約大國民：珍雅各》，即是以她為中心，敘述她與惡名昭彰的現代主義都市規劃者羅伯特．摩西斯的攻防戰。
2017年，美國傳記作家卡尼格爾以珍雅各最有名的都市理論「Eyes on the Street」（凝視街道）為標題，撰寫最新的珍雅各傳記，中文版《凝視珍．雅各》也在2019年底出版。而要談珍雅各的都市理論，就必須談她與摩西斯的攻防戰，以及美國戰後都市規劃爭議。
▌珍雅各的第一戰：華盛頓廣場公園重劃案
故事的開端是1950年代的紐約華盛頓廣場公園。
都市規劃家摩西斯從1930年代開始，就主掌大紐約地區的都市規劃與建設，秉持現代主義理念的他，所想像的「理想城市」是以當時最新穎的汽車為中心，由高速公路貫穿，連結區劃清楚、秩序井然的功能區。他視以步行為主、住商錯綜、由小街廓及老房子組成的社區為「貧民窟」、「都市毒瘤」，需要以外科醫師的姿態切除，方能產生有衛生、有秩序的大都會。
摩西斯在戰後權力大增，在大紐約大刀闊斧、大興土木。然而，1950年代「重劃華盛頓廣場公園」一案，半路卻殺出了沉咬金：珍雅各。
珍雅各在此時仍是個沒沒無聞的記者，在《Vogue》雜誌或是《Architectural Forum》寫些都市觀察。不同於摩西斯，珍雅各對城市關係不是「由上而下」的俯瞰，而是「由下而上」，觀察人如何行動、如何買賣、如何使用城市。
珍雅各與摩西斯的第一次交鋒，正是爭取保存她所居住並熱愛的格林威治村，其附近的華盛頓廣場公園。對於珍雅各來說，華盛頓廣場不只單純是紐約眾多公園中的一個而已，而是她固定散步、帶小孩遊玩的地方，她也觀察一到了週末，廣場就會聚集各式各樣的居民與遊客，生命力蓬勃。然而，摩西斯卻計畫蓋一條公路，直接穿越公園，將北邊的第五大道延伸到公園南邊。珍雅各意識到這樣會讓公園開腸剖肚，不再生氣蓬勃，於是發動了公園保衛戰。而這，也是珍雅各第一次登上公眾檯面。
這場戰役刺激了眾多公共人物與知識份子加入力挺珍雅各，包括知名人類學家米德（Margaret Mead）、文化評論家桑塔格（Susan Sontag）、小羅斯福總統夫人（Eleanor Roosevelt）等。
身為專業記者，珍雅各熟稔於媒體操作，她安排了一群小朋友在華盛頓廣場上「結綵」，並邀請媒體來拍攝；相反於大興土木時的「剪綵」儀式，這意味著要保留現有的都市紋理。而以女性、媽媽主導，甚至兒童參與的運動，也象徵了陰柔的、由下而上的草根行動。珍雅各最終激起了數千民眾參與（主要為女性），成功阻擋了鄙視此運動為「婦人之見」的摩西斯。
▌偉大城市的「衰亡」與「誕生」
打贏第一場戰役之後，名氣漸響的珍雅各在1961年出版了她最著名的著作，也是被後世譽為「都市理論聖經」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她甚至很挑釁地寄了一本給摩西斯，惱怒的摩西斯把書退回，並在回信中稱珍雅各在書中「詆毀他的名譽」。
《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更好的翻譯，其實應該按照原文順序：衰亡與誕生（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珍雅各看到的，是美國戰後現代主義式的都市規劃，如何破壞城市，導致偉大的美國城市「衰亡」；然後她對此提出方針，指出如何讓這些城市「重生」。
書開宗明義即辛辣地點出了「本書旨在攻訐當前都市計畫與都市重建的基本原則，並試圖提出一些規劃與重建的新原則。」摩西斯的名字雖然在稍後才出現，但這本書很明顯就是在攻擊摩西斯，以及摩西斯所代表的現代主義式都市規劃。
什麼是「現代主義式都市規劃」？從1920年代開始，歐洲出現了一群自稱「現代運動」（Modern Movement）的前衛建築師，擔負起了「總體規劃師」（master planners）的角色，他們想像自己不僅僅是設計個體建築的建築師，而是像上帝一樣，由上而下俯瞰都市，檢視都市的問題。
他們擁抱科學、機器、工業生產的邏輯以及技術官僚的手段，意圖整治從工業革命以來，大都會中貧民窟、衛生不良、交通阻塞等問題。手段通常都是大刀闊斧，將城市開腸剖肚，建設巨型住宅區、商辦區以及高速公路。
這群「現代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來自瑞士的柯比意（Le Corbusier），他在1925年所提出的「瓦贊計畫」（Plan Voisin），意圖將巴黎市中心夷為平地，興建一棟一棟像模子印出來一樣的現代主義式大樓，不過最終沒有實現。
柯比意式的大規模規劃在歐洲沒有太多的成果，反而在新大陸被發揚光大。美國戰後的大規模規劃以「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以及「清除貧民窟」（slum clearance）為名，大肆拆除掉規劃者眼中的老舊社區，興建柯比意式的「公園大樓」（towers in a park）社會住宅，以及直通市中心的高速公路；而身為紐約都市規劃統籌的摩西斯，就是美國戰後柯比意的衣缽傳人。
▌「凝視街道」之必要：以人為本的有機都市
現代主義式的巨型高層社會住宅，在戰後出現於美國每一座大城市中，雖然一開始看似有秩序、整潔、採光充足，但在「清除貧民窟」的過程中，已經破壞了原本的社群紋理、經濟結構，「集中貧困」在沒有足夠資金資源管理下，社區生活品質及治安每況愈下，沒過多久，社會住宅（public housing）在美國反倒幾乎變成了犯罪溫床的代名詞。
在珍雅各的眼中，這種現代主義式社會住宅群的基本問題，就是沒有考慮到「人」。
珍雅各在乎的，不是抽象的建築規劃理論，而是人如何使用空間，建築與空間對於人類心理、行為的影響。在《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一書中她便指出，公園大樓式的大規模社會住宅最大的問題，就是剷除了「街道」。
珍雅各眼中最迷人、最健康的街道與居住形式，就是她居住的格林威治村——蜿蜒的巷道、低層的建築，鼓勵人們在人行道上行走，小孩在街道上遊玩，街坊鄰居可以坐在台階上、探頭出窗外聊天寒暄。像摩西斯這樣的現代主義者，視「街坊生活」（street life）為貧民窟的象徵，他們認為真正的現代人應該生活在秩序井然的大樓中，透過汽車來通勤，沒有理由在街上閒晃。
但珍雅各認為一座健康的城市，最重要的就是有機的生命力，人與人之間自發的互動，而不是透過規劃者威權式地告訴人們「你們應該怎麼生活」。她稱這樣街坊之間的有機互動為「人行道芭蕾舞」（sidewalk ballet）——人們從住家、店家內往人行道上進進出出，與街坊鄰居互動，良好的城市像是一支美麗的芭蕾舞，從容而且迷人。
更重要的是，珍雅各認為這樣有機的都市型態可以預防犯罪。她提出了極具影響力的「凝視街道」（Eyes on the street）理論，指出高層社會住宅之所以會成為犯罪溫床，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高樓的建築形式使得居民無從守望相助、預防犯罪；而傳統的住商混合緊密街廓，隨時都有人「看著」街上，不管是從自家窗戶，還是從街坊上的店家，甚至到了三更半夜，只要轉角的酒吧還有生意，街坊鄰居隨時都可以互相守望，罪犯也就會被勸退。
1960年代，美國的高層社會住宅就已經得到了犯罪溫床的臭名；到了1970年，密蘇里州聖路易惡名昭彰的社會住宅「普魯伊特–伊戈公寓」（Pruitt-Igoe）因為徹底衰退，成為毒販、幫派聚集之地，被迫引爆拆毀，也幾乎應證了珍雅各的遠見。
至於高速公路，美國從1950年代開始倡導大公路主義，大肆興建州際公路，「美國夢」在此後的基本意象，就是住在郊區的大房子，開著新穎的汽車，透過公路通勤到市區上班。從波士頓到芝加哥，這些公路往往硬生生地將原先的城市開腸剖肚，直搗黃龍到市中心。在紐約，摩西斯先是在1945到48年間計畫並興建了「跨布朗克斯區快速道路」（Cross Bronx Expressway），當地居民抗議未果，布朗克斯區被一劃為二，從此南北發展不均。
摩西斯更把目光轉向了紐約的中心——曼哈頓。他在1941年提出了「下曼哈頓快速道路」（Lower Manhattan Expressway）計畫，並在1960年核准，計畫將78號快速公路直接穿過下曼哈頓，在沿線興建巨型、未來感十足的大樓。
這條公路計畫必須拆除珍雅各心有所繫的蘇活區與小義大利等社區，而珍雅各的家園格林威治村，也被摩西斯的規劃局劃為「貧民窟」，眼看就要被拆除。於是珍雅各在1960年代，延續先前保衛華盛頓廣場的精神，號召文化人士與社區居民發起了多次的「社區保衛戰」。
此時，她不僅因為《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一書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更因為摩西斯在1963年為了興建麥迪遜花園廣場（Madison Square Garden），拆毀了紐約人視若瑰寶的經典建築賓州車站（Pennsylvania Station），在紐約變得惡名昭彰。珍雅各因此得以成功號召大眾，幾場保存運動皆以勝利告結，使得曼哈頓島沒有像波士頓或芝加哥一樣，被快速公路切得肝腸寸斷。
▌從城市與人的關係，反思珍雅各
珍雅各在1968年後，因為不想要她的兒子被越戰徵兵的緣故，搬到了加拿大多倫多。雖然她在加拿大也貫徹她在紐約的精神，參與都市社區保存運動，但她的重要遺緒還是在紐約的公民行動與出版作品。
《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在1960年代後，幾乎被都市規劃界奉為圭臬；她首先提出的「凝視街道」理論，在1970年代被建築師紐曼（Oscar Newman）擴展為「防衛性空間」理論，旨在批判現代主義高層社會住宅容易導致犯罪，從而提倡高度混合公私領域的複合型社區型態。
而珍雅各「以人為本」的都市理論，也讓建築與都市規劃界重新思索人與城市之間的關係。近年來最有影響力的例子，就是拆除都市中的快速公路，屏去「以車為本」的大公路主義，重新讓人與城市親近。從波士頓拆除快速公路的「綠帶公園」（Rose Fitzgerald Kennedy Greenway）、首爾的清溪川，到台北拆除忠孝橋引道讓北門重見天日，都可以說是珍雅各的遺緒。
然而，珍雅各的影響對於都市規劃來說，卻也不是一面的好評，尤其近年來都市規劃學者也開始重新審視部分由珍雅各啟動的「後現代主義」都市思維。
如果珍雅各反抗的是由上而下、威權式的「現代主義」大師規劃，那麼近年來對於珍雅各的反思，就是對於她所代表的某種「後現代主義」的批評。雖然珍雅各從來沒有自稱為「後現代主義者」，但是她所提出的種種反對現代主義的觀察與批評，卻激發了1960年代後、屬於後現代主義一環的「新都市學」（New Urbanism）。
信奉珍雅各的「新都市學」，認為都市與建築形式會影響人類行為，小街廓、小巷弄、適合走路的緊密社區勢必促進良好的社群關係，而現代主義式的大樓、高速公路勢必導致疏離感以及犯罪。
在這樣全然信奉珍雅各的風氣之下，對於都市規劃整個學門與行業來說，最嚴重的後果，是導致對於由上而下的規劃者的全然不信任。甚至近年有學者指出，從大約1970年代以來，至少在美國，都市規劃這個學門幾乎已經「自我閹割」。一如柯比意式的現代主義被濫用以摧毀一座一座的城市，珍雅各的學說也被濫用來阻擋一切的都市規劃。
▌民粹時代的城市未來？
雖然珍雅各並沒有要拆解整個都市規劃學門，她所預想的是更注重人性的規劃方式，但是她的學說卻不免被滑坡效應放到最大：對於摩西斯式的大型規劃的不信任，轉變成了對於一切由上而下的政府規劃的不信任；珍雅各的學說被推到極致，反倒成了一種幾近自由放任的民粹主義，從「專業最懂」變成「人民最懂」。
確實現代主義的都市規劃容易被批評為「菁英主義」，但「新都市學」促成的「民粹主義」，導致對專業的全然不信任，一切都要聽人民的。從1970年代開始到現今所有的都市規劃過程，不免都要舉辦社區居民公聽會，「傾聽」居民的聲音。固然在多元民主社會，個體的需求需要盡可能地滿足，但這樣的危險是，大部分的居民只關心自己（或是自己社區）的利益，而忽略了規劃專業能看到的更宏觀的願景。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1970年代開始的「NIMBY運動」（Not In My Back Yard的縮寫），也就是「別來我家後院蓋東西」。NIMBY運動濫用了珍雅各的學說，認為自己的社區只能由居民掌控，政府無權干預。於是在美國，從興建綠能發電廠到遊民安置中心等等建設，都常受到NIMBY運動者的反彈（通常理由都是影響地產房價與生活品質），「民粹草根主義」導致政府種種的規劃寸步難行。
在今日民粹主義高漲，不信任政府及專業的風氣之下，珍雅各的都市學說很容易被拿來濫用，然而現代主義式的威權規劃也已被應證破壞力十足。在都市化急速發展、氣候變遷進逼、移民危機已然浮現檯面的時代，需要解決這些問題，政府的大規模基礎建設及都市規劃是必要的，但要如何在現代主義式與珍雅各式的人本主義之間取得平衡，會是都市規劃者不得不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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