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現象 拖慢全球復甦腳步015-01-04 經濟日報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已出現一種奇特的模式，即政府、央行和國際金融機構不斷被迫下修成長預測。這種模式已造成實質傷害，因為過度樂觀的預測延遲了提振成長所需的措施，進而阻止經濟全面復甦。預測者需要找到真正的問題，以下是我認為預測者忽略的五點因素。
第一，財政干預未獲得充分利用。前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紐曼（Frank Newman）在新著《免於國家債務的自由》中指出，一國的財政干預能力最好依據總資產負債表來衡量，勝過比較債務相對於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的傳統方法。
以傳統方法衡量已導致錯失機會，特別是生產性的公共投資可獲得超過投資本身的報酬。投資基礎設施、教育和技術，有助於推動長期成長，它們能增進競爭力、促進創新、提高私部門報酬率、創造成長和就業。
第二個預測者忽略的因素是財政乘數。國際貨幣基金（IMF）的研究顯示，財政乘數會隨著基本經濟條件而變化。在產能過剩（包括人力資本）和具有高結構彈性的經濟體，這些乘數比過去人們認為的更大。
例如，在美國，結構彈性促成經濟復甦，協助美國順應長期技術變遷和全球市場力量。對照之下，結構變革在歐洲面臨阻力，結構的僵化會削弱財政刺激對長期成長的影響。
預測之謎的第三個面向是，金融市場行為和實質經濟行為的不一致。若只從資產價格判斷，你會覺得成長已經進入繁榮期，但實際並非如此。
這種不一致的主因是極端寬鬆的貨幣政策。該政策挹注金融市場大量流動性，原本是為提振成長，但資產價格飆升是否支持了總需求，或主要是改變了財富分配，還不得而知。
第四個是政府治理品質。近幾年來，政府濫用權力圖利執政精英、支持者以及各種特殊利益團體的例子層出不窮，以致對監管、公共投資、服務和成長造成阻礙。好的公共服務、公共投資和公共政策管理至關重要。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總需求下跌的幅度和持續期間比預期大，部分原因是就業和中位數所得一直落後成長。底層75%的所得成長停滯是格外艱鉅的挑戰，因為這會抑制消費、破壞社會凝聚力，並降低跨世代流動性。
新技術和全球供應鏈的變化，導致勞動市場需求改變快過供給調整的速度，使勞動市場始終處於失衡狀態。
這不是永久現象，但轉型將漫長且複雜。大幅提高世界經濟生產潛力的因素，也是造成所得分配惡化趨勢的罪魁。
更有效的因應對策有賴認清挑戰的本質，並願意藉由大力投資於關鍵領域來面對挑戰，特別是教育、醫療和基礎設施。
這意味所得重分配和確保基本服務的提供。即便抑制不平等性和促進跨世代流動會造成一些無效率、阻礙一些誘因，這也是值得付出的代價。政府提供重要基本服務如教育和醫療，可能永遠不如私人經營的那樣高效率；但在高效率會導致機會被排除和不平等的領域，由政府提供服務有其必要。
我們希望世人日益瞭解這些因素的重要性，能對新年的政策目標產生有利的影響。（作者Michael Spence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現任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經濟學教授、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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