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電郵副本 恐讓林百里賠掉一間公司
廣達董事長林百里曾形容自己是「三廣總督」，下轄三家廣字輩公司。如今，除了廣達還安好，廣輝14年前已被友達合併，而曾是光碟機股王，早年股價、獲利能力一度逼近聯發科的廣明，卻因為一場美國官司，整間公司可能就此賠光。
「我們小國家，這是我們的困境⋯⋯，」廣明總經理何世池說。他在6月7日，美國法院二審判決敗訴後的重大訊息記者會上喊冤，表示將會用盡一切法律手段，甚至考慮上訴美國最高法院。
「他們當初有點太輕忽，應該把這個案子最壞的結果，以及自己能不能承擔這個結果，都納入風險評估裡，而不是一味這樣打下去。」一位代工廠業者向商周直言。
廣明資產不夠付罰款
更衝擊廣達工業4.0布局
究竟，是台灣企業對外國法律太輕忽？還是美國法院對小國企業太霸道？
7年前，惠普（HP）控告索尼、日立、三星等日韓大廠及唯一的台廠廣明，主張被告們聯合抬高光碟機售價，依據美國反托拉斯（Anti-Trust）法律，求取民事損害賠償。當其他被告紛紛與惠普和解後，力抗到底的廣明，一、二審卻是連續敗訴，被判支付近4億4千萬美元（約合新台幣130億元）的賠款。若最終判決確定，惠普將可能跨海來台、扣押廣明的資產。
這個天價賠款，不僅廣明幾乎負擔不起，更可能影響母公司廣達的後續布局。
根據廣明第1季財報，資產總額近122億，也就是說，就算把整間公司的設備、專利通通賣掉，都還不夠支付這筆賠款。
對廣達集團而言，首先，廣達持有廣明約3成股權，未來廣明若採取一次性的資產減損，廣達依持股比率，得認列39億元上下的損失。
至於布局面，情況更為複雜。
原本是筆電光碟機製造商的廣明，在超薄筆電興起後，光碟機需求大減，過去幾年在林百里的策畫下，先是轉向固態硬碟的儲存裝置領域，接著結束光碟機業務，2015年更成立子公司「達明機器人」，是廣達集團瞄準工業4.0商機，與鴻海集團「工業富聯」互別苗頭的一顆活棋。
如今，廣明面臨整個公司恐遭惠普強行取走的危機，而林百里孵了5年的機器人夢，可能就此戛然而止。
一名本土券商分析師指出廣明在集團的戰略意義，短期上，目前廣明聚焦固態硬碟（SSD）的儲存事業，是廣達組裝事業的上游供應商；中長期，達明機器人攸關廣達的製造能力升級、新產業的布局，「接下來，就看大股東（廣達）要不要拿錢出來救了。」
這場官司，廣明為何會一敗塗地？
自認代工廠無訂價權
專家：重點是有無聯合行為
美國從19世紀末發展迄今的反托拉斯法，是為了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保護消費者，禁止企業間透過串謀、聯合行為，控制市場價格；同時，也防止一家企業透過不斷的水平整合，成為某產業的巨無霸，進而擁有價格的決定權。
台灣企業在美國遭遇的反托拉斯法案，最為人知曉的，莫過於2006年美國司法部針對8家台日韓面板廠調查。當時，除了有三星轉當污點證人的插曲外，還有華映、奇美電先後認罪、總經理赴美服刑。而堅持不認罪、奮戰到官司最後一刻的友達，其執行長陳炫彬、執行副總熊暉最終在美歷經長達6年的牢獄之災。
就在友達官司落敗底定的2013年，廣明被惠普控告本案。如同當年的友達，廣明在其他被告都與惠普和解後，堅持對簿公堂。
面板業的慘痛前例，歷歷在目，廣明為什麼始終「硬頸」、不願向惠普低頭？
何世池在記者會重申兩個主張：一，美國司法部先前的刑事調查，已認定廣明沒有違法，因此不信民事訴訟會輸。二，廣明是被告裡唯一的代工廠，沒有直接銷售給惠普，也不可能參與聯合訂價。
然而，「民事跟刑事是不一樣的世界，」政大法律系教授王立達分析，不論美國還是台灣，刑事對於證據的要求度，都高於民事，尤其美國的民事訴訟，「我只要證明你做這個事情的可能性，比沒有做這個事情的可能性要大，就可以了。」
至於代工廠的身分，是否就能免除責任？寰瀛法律事務所律師黃國銘直言，美國法院處理反托拉斯案件時，重點是聯合行為本身，法院並不會特別考量業者間是直接或間接的商業關係，「法院也可能會把品牌廠、代工廠視為一體，」就像先前高通的智財權案件，就是品牌廠與代工廠同時被告。
一位電子五哥的主管向商周表示，業界常覺得反托拉斯只有品牌會遇到，但隨著台灣代工業，在像是筆電、伺服器的領域，都取得全球逾8成的代工訂單，產業寡占地位顯著，「基本上你就不會是一般的代工廠，而是一個『工業品牌』，這時你面對的法律風險就會跟以前不同。」
7年前曾協助廣明向國貿局求援的台北市電腦公會法務長黃益豐，也提出類似看法。他說，無論品牌還是代工，當企業在國際上有一定的領導地位，且做到歐美市場生意，必定要注意反托拉斯法，尤其美國不少企業，把該法當成一種商業競爭的工具，「這種事情（指台灣業者被告），未來一定還會再發生。」
一封郵件變鐵證？
沒發言，也可能被當共謀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一審判決書中提及，廣明被查出與其他被告使用電子郵件，討論對惠普光碟機標案的得標意願，「如果有這樣的證據資料，廣明的態度就不能放這麼高，」王立達說。
對此，廣明發言人李志仁表示，「那跟我們沒關係，我們是代工廠，那是他們在議價、不是我們在議價。」但為何廣明會在信件群裡呢？「因為他們都會把那些信件轉給代工廠，」他說。
「郵件CC（指副本寄送）當然會有事！」王立達解釋，在法院的認知裡，廠商密謀聯合訂價是非常機密的事，「為何不CC別人而是你？」聯合行為只要參與其中，甚至不必發言、不必贊成，就很可能被認定共謀，這種瓜田李下的證據被揭露，「再委屈也沒用。」
創拓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楊芝青也提醒，如果在反托拉斯案件中，要採取一路抵抗的策略，就必須反覆調查、檢視經理人過去的商業行為是否可能觸法，尤其當其他被告陸續和解，原告得到的證據也會不斷增加，「你必須要百分之百確定自己沒瑕疵，才能堅持不跟對方和解。」
一連串的誤判，讓廣明最後被判賠天價。這筆金額的計算，是把惠普受7家被告聯合訂價所生的損害總額，乘上美國反托拉斯法的「三倍處罰」規定後，再扣掉6家業者的和解金。等於7家的錯，幾乎都要由廣明一家承擔。
廣明為了這場訴訟，委託11名美國律師出庭，何世池在記者會不無後悔：「若當初和解，（和解）金額確實比現在所花的律師費都少。」
假如最後廣明上訴最高法院失敗，惠普將能拿著美國的判決，到台灣、中國的民事法院，請求扣押廣明的資產。受訪的法律專家都認為，台灣法院很可能會接受美國判決，但是否要完全按照美國的高價賠款執行，「是有打折的空間，」王立達說。
我們要以小國悲哀來看待此事嗎？同案被告的日、韓企業，並未出現這樣的情緒。更有建設性的做法，是確實理解外國市場的法律及訴訟習慣，尤其要體認競爭法的核心在於經濟效果，它相信企業競爭越激烈，對消費者越好，重視「經濟秩序」大於「個案正義」。忽視這個原理，只堅持自己沒做錯、罰太重，恐無濟於事。
這或許是台灣企業10多年來，多次面臨歐美競爭法的追討下，最該調適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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