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改革 台灣遲早變希臘
7月1日希臘到期IMF（國際貨幣基金）貸款及短期債務確定無法償還，歐元區財長會議拒絕債務展延要求，希臘陷入倒債風暴。在此之前，國際債權人曾提出新紓困方案，要求希臘當局照單全收，但反對撙節的激進左派總理不願妥協，選擇付諸公投，並採取資本管制措施，限制資金外流、關閉銀行及股市，引發全球軒然大波，主要股市紛紛重挫，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可能到來。
希臘決定訴諸公投，造成全球金融市場巨幅動盪，也大幅升高希臘退出歐元區的疑慮。「希臘退出」一詞，自2009年底歐債危機從希臘引燃火頭後，就一直是眾人討論的焦點。隨著撙節措施實施，希臘政府大幅縮減支出並加稅，導致經濟嚴重衰退，失業率急速攀升，人民不滿情緒逐漸升高，「希臘退出」成為歐洲社群網站的熱門關鍵字。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撰文指出，希臘走到現今這一步，歐盟、歐洲央行及IMF三駕馬車的硬性撙節措施難辭其咎。三駕馬車當初呼籲希臘人民配合紓困方案實施撙節措施時，曾跟他們說國內經濟頂多只會衰退5%，但撙節措施實施5年來，希臘國內生產毛額足足掉了25%，年輕人失業率更高達6成以上。同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直言，希臘不應害怕脫離歐元區，最多只要一至兩年，希臘將會浴火重生。因為新希臘貨幣巨幅貶值後，將吸引大量遊客瘋狂湧進愛琴海，為希臘帶進龐大外匯資產，同時也會大舉刺激出口，帶動希臘經濟快速復甦。
姑且不論兩位經濟大師對希臘的診斷與藥方是否正確？「希臘退出」是否成真？希臘陷入債務危機其來有自。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歐元區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另一是在歐元區體制下政策目標不一致性。由於在單一貨幣體系下，各國沒有實質貨幣政策主導權，當國際收支失衡時，無法透過貨幣升貶值等匯率調整方式因應，反而因為單一匯率因素，加劇共同貨幣區內貿易失衡現象，出口競爭力較強的國家，優勢反而擴大，最終形成強者恆強、弱者恆弱，這也是現今歐元區最主要的結構性問題。
歐債危機發生前，希臘長期採取促進經濟成長為優先的寬鬆財政政策，忽視馬斯垂克條約的穩健財政精神，並以大量舉債方式因應財政缺口，與歐元區避免財政赤字與公共債務的政策目標完全背離。此一結果，除造成希臘經濟成長不具可持續性外，也加深歐元區國家彼此間的心結，種下「希臘退出」的種子。
先天不良、後天失調，形成今天希臘的困境。回頭看看台灣，何嘗不是如此。台灣雖沒有急迫性的債務問題，但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政府為振興經濟、刺激就業，連年採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每年預算赤字平均高達1438億元，並透過舉債彌平財政缺口。中央政府債務未償餘額逐年飆高，從2008年3.8兆元一路攀升至現今的5.5兆元，足足成長45%。雖然目前各級政府1年以上非自償債務占前3年度GDP比重僅為40%，低於法定債限50%，且遠較世界各國平均水準為低，然若加計隱藏性債務，例如以主計處公布的潛藏負債18兆元估算，我國債務比重其實與世界各國相去不遠。換言之，我國的財政體質並不如官方說法般的健全。
加上選舉頻仍造成政客短視近利，20年來為討好選民大開社福預算支票，加速財政惡化。根據統計，這十年來我國各級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從2006年的3703億元攀升至2015年的5569億元，增加1866億元，占總預算比重更由16.7%上升至20%。社福預算一枝獨秀，排擠了科學文化及經濟發展等與實質生產力有關的支出，抑制經濟成長力道。
更不用說，台灣反商仇富情緒高漲，使企業大老及繳稅大戶逐漸對台灣投資環境失去熱情與信心，加速外移腳步。反中情緒更造成社會對一些單純的經濟政策問題泛政治化，因而無法理性討論。特別是對外經貿問題，只要涉及中國因素就堅決反對，無形中阻礙台灣的經濟發展。說穿了，這不就是另一種民粹式的希臘道路？(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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