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 08月 17日
正文Evgeny Morozov那些游荡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其他英国城市的青年暴徒是否预料到自己的照片会遭到愤怒网民的仔细审查？暴乱后不久，许多义愤填膺的网民来到Facebook和Flickr等社交网站研究暴力事件的照片，急切地想确认这些恶棍的身份。有些精通电脑的网民甚至自告奋勇将这一过程自动化，用软件对照来自网上不同地方的暴徒照片。
那些青年暴徒也不完全是反对科技进步的勒德主义者（Luddites）。他们用黑莓（BlackBerry）发消息，避免使用Facebook和Twitter这样比较显眼的平台。据说他们抢劫了许多销售时尚电子产品的商店。从“数字原生代”到“数字暴民”似乎没有多长的距离。
科技为伦敦骚乱中的各个群体都赋予了力量，包括暴徒、民间自警组织、政府，甚至是热情的普通市民，但他们被赋予的力量有大有小。通过浏览大量闭路电视摄像头拍摄的录像并研究暴徒谈话记录及地理位置数据，拥有最新人脸识别技术的英国警察可能会认出许多肇事者的身份。
威权政府正在密切关注这些局势的发展。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国有媒体称发生暴乱是由于对社交媒体缺乏中国式的控制。这类政府急切想看到西方政府在与不断演进的科技角力时会确立怎样的先例。他们希望能够为自己的压制政策找到一些辩护理由。
部分英国政界人士迅速呼吁黑莓制造商Research in Motion取消其消息服务以防暴乱升级。上周四，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说，政府应考虑阻止密谋发起暴力或骚乱活动的人使用社交媒体。
最近挪威发生大屠杀后，许多欧洲政客表示，担心网上匿名的反移民言论是在煽动极端主义。他们目前正在讨论限制网上匿名的方法。
是否真的需要对互联网相关规范、法律和科技进行改革以扩大政府的控制权？当埃及秘密警察都可以购买西方技术从而得以窃听异见人士的Skype通话时，美国和欧洲情报机构无法监听挪威一个“独行侠”的通话，这似乎不大可能。
我们所以能够容忍如此偏激的建议，仅仅是因为恐怖行径暂时剥夺了我们理性思考的能力。而将科技想象成一种解放性力量的普遍倾向也令我们心烦意乱；它让我们无视一个现象，即政府拥有的权力已经大到了不适宜的水平。
互联网构成的国内挑战要求西方国家的反应既有分寸又要慎重。中国、伊朗和其它国家的领导人正等着我们犯下执迷不悟的错误。这些错误会让上述国家得以宣称，他们对待本国抗议活动的做法是在遵循国际惯例。这些国家也正在寻找可能改善他们数字监控技术的工具和策略。
2009年的暴力骚乱过后，中国官员毫不犹豫地切断了新疆地区的互联网通讯，时间长达10个月。尽管如此，如果西方国家在处理混乱局面时决定采取类似措施，中国官员无疑仍会为他们上述激进行动获得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欢喜。同样，美国或欧洲从事“网络行为侧写”（online behavioral profiling）的任何计划，都有可能推动已经蓬勃发展的数据挖掘行业。要不了多久此类工具就会为压迫政权所利用。所谓“网络行为侧写”是指试图根据微博、游戏习惯或社交网络活动等信息找出未来的恐怖分子。
但一些更为重要的事情正处于危急关头。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外促进民主的举措往往让人觉得虚伪。西方国家在奋力应对其自身的社会矛盾之际，他们又如何能向其它国家说教呢？只要西方国家坚持在海外推广其理念，其它国家或许还是可以忍受这种虚伪的。但在互联网时代，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难以为继。
西方政界人士既希望制止暴徒的暴力行为，还想遏止盗版和非法文件共享等商业犯罪行为，他们建议采用新工具检测网络流量，并改变互联网的基本架构以简化监控。但他们忽视的是，这些举措也能够影响到中国和伊朗等国异见人士的命运。同样，欧洲政界人士处理网络匿名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将影响到Facebook等社交网站的政策，而这又将影响中东地区使用社交媒体的那些人的政治行为。
美国和欧洲抑或应该放弃任何在海外推动民主的说辞？或是应该努力揣摩在面对互联网时应如何提高其政治机构的应变能力？我们的领导人在为这些新技术的革命性潜能庆幸不已的时候，他们却不能既细致入微又秉持原则地思考这些新技术所带来的影响。
正文Evgeny Morozov那些游荡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其他英国城市的青年暴徒是否预料到自己的照片会遭到愤怒网民的仔细审查？暴乱后不久，许多义愤填膺的网民来到Facebook和Flickr等社交网站研究暴力事件的照片，急切地想确认这些恶棍的身份。有些精通电脑的网民甚至自告奋勇将这一过程自动化，用软件对照来自网上不同地方的暴徒照片。
那些青年暴徒也不完全是反对科技进步的勒德主义者（Luddites）。他们用黑莓（BlackBerry）发消息，避免使用Facebook和Twitter这样比较显眼的平台。据说他们抢劫了许多销售时尚电子产品的商店。从“数字原生代”到“数字暴民”似乎没有多长的距离。
科技为伦敦骚乱中的各个群体都赋予了力量，包括暴徒、民间自警组织、政府，甚至是热情的普通市民，但他们被赋予的力量有大有小。通过浏览大量闭路电视摄像头拍摄的录像并研究暴徒谈话记录及地理位置数据，拥有最新人脸识别技术的英国警察可能会认出许多肇事者的身份。
威权政府正在密切关注这些局势的发展。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国有媒体称发生暴乱是由于对社交媒体缺乏中国式的控制。这类政府急切想看到西方政府在与不断演进的科技角力时会确立怎样的先例。他们希望能够为自己的压制政策找到一些辩护理由。
部分英国政界人士迅速呼吁黑莓制造商Research in Motion取消其消息服务以防暴乱升级。上周四，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说，政府应考虑阻止密谋发起暴力或骚乱活动的人使用社交媒体。
最近挪威发生大屠杀后，许多欧洲政客表示，担心网上匿名的反移民言论是在煽动极端主义。他们目前正在讨论限制网上匿名的方法。
是否真的需要对互联网相关规范、法律和科技进行改革以扩大政府的控制权？当埃及秘密警察都可以购买西方技术从而得以窃听异见人士的Skype通话时，美国和欧洲情报机构无法监听挪威一个“独行侠”的通话，这似乎不大可能。
我们所以能够容忍如此偏激的建议，仅仅是因为恐怖行径暂时剥夺了我们理性思考的能力。而将科技想象成一种解放性力量的普遍倾向也令我们心烦意乱；它让我们无视一个现象，即政府拥有的权力已经大到了不适宜的水平。
互联网构成的国内挑战要求西方国家的反应既有分寸又要慎重。中国、伊朗和其它国家的领导人正等着我们犯下执迷不悟的错误。这些错误会让上述国家得以宣称，他们对待本国抗议活动的做法是在遵循国际惯例。这些国家也正在寻找可能改善他们数字监控技术的工具和策略。
2009年的暴力骚乱过后，中国官员毫不犹豫地切断了新疆地区的互联网通讯，时间长达10个月。尽管如此，如果西方国家在处理混乱局面时决定采取类似措施，中国官员无疑仍会为他们上述激进行动获得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欢喜。同样，美国或欧洲从事“网络行为侧写”（online behavioral profiling）的任何计划，都有可能推动已经蓬勃发展的数据挖掘行业。要不了多久此类工具就会为压迫政权所利用。所谓“网络行为侧写”是指试图根据微博、游戏习惯或社交网络活动等信息找出未来的恐怖分子。
但一些更为重要的事情正处于危急关头。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外促进民主的举措往往让人觉得虚伪。西方国家在奋力应对其自身的社会矛盾之际，他们又如何能向其它国家说教呢？只要西方国家坚持在海外推广其理念，其它国家或许还是可以忍受这种虚伪的。但在互联网时代，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难以为继。
西方政界人士既希望制止暴徒的暴力行为，还想遏止盗版和非法文件共享等商业犯罪行为，他们建议采用新工具检测网络流量，并改变互联网的基本架构以简化监控。但他们忽视的是，这些举措也能够影响到中国和伊朗等国异见人士的命运。同样，欧洲政界人士处理网络匿名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将影响到Facebook等社交网站的政策，而这又将影响中东地区使用社交媒体的那些人的政治行为。
美国和欧洲抑或应该放弃任何在海外推动民主的说辞？或是应该努力揣摩在面对互联网时应如何提高其政治机构的应变能力？我们的领导人在为这些新技术的革命性潜能庆幸不已的时候，他们却不能既细致入微又秉持原则地思考这些新技术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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