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較令人憂心的是，台灣除了應屆畢業生與待業者投入國考外，還包括愈來愈多的轉職者、中年失業者，甚至是在學學生。這樣的「國考熱」，除了透露出就業環境的嚴峻外，更隱含著青年世代對於未來的焦慮與不安全感等警訊。
放眼國際，許多國家的年輕人也同樣有著這樣的不確定感。例如英國，由於政府長期忽略公共政策對於青年世代的影響，使得二十歲到三十五歲這一代的年輕人面臨了經濟狀況不穩定（economic insecurity,I），同時背負著來自同儕與新移民的競爭壓力（pressured,P），並須負擔政府的各種沉重賦稅（over-taxed,O），以及公共與個人的債務纏身（debt-ridden,D）等四種壓力，而形成所謂的「IPOD世代」。
目前台灣的年輕人也正在被「IPOD世代」化，包括必須面對失業、薪資負成長、學貸、繳得多但領得少的退休年金，以及買不起房子、不敢成家或是無力養育下一代等壓力。因此，公務人員合理的待遇與福利，以及工作的穩定性等，遂成為青年人或是中年失業者的最佳選擇，但這卻也是警訊之一。
年輕人藉由國考尋求就業與生活安全感的這個趨勢，也可能造成公、私部門間的排擠效應；各學科領域的菁英愈往公部門集中，儘管有利於公部門篩選更多優秀的人才，但也可能增加私部門媒合適合人才的障礙。在惡性循環下，目前民間企業缺工、薪資水準偏低，以及青年失業人口過高等問題，短期內恐更加難以解決。再者，從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觀點來看，愈多人廣泛參與公職雖有助於提升公共政策的品質，但在現行代議政治的體制下，公職吸納愈多的菁英，反而恐將對於權力監督機構產生更大的壓力，這亦可能是這波「國考熱」的警訊之二。
警訊之三是目前我國高等教育所遭遇到的困局，除了無法完全契合就業市場的需求外，過低的入學門檻，以及人力資源供過於求，不僅增加求職的障礙，同時在市場法則下，也間接造成了薪資水準的停滯不前。更有甚者，倘若學校為了強化學生進入公職窄門的競爭能力，而以準備考試做為教學導向，如此，恐更加助長這股「國考熱」的風潮。
另外就考生的角度而言，大量投入的考生們是否對於公部門的科層制度運作已有相當的認識，並已做好擔任公職的職涯規畫才決定投入？亦是令人憂心之處。
面對台灣這波「國考熱」，政府不僅不該抱持著樂觀看待的心態，相反的，更該視為一場嚴肅的挑戰。雖然政府相關的措施與政策都已陸續進行或刻正規畫中，然而仍須評估政策施行的效果，並檢視政策目的與民眾感受之間的落差，如此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例如落實推動產業發展、改革年金制度、促進青年就業、提升受僱者薪資所得、協助青年成家與購屋、推出更有利的托育與催生等相關政策或計畫，如此才是因應這波「國考熱」治本的積極性作為。
此外，從英國的「IPOD世代」可以發現，隨著人口老化的情形愈趨嚴重，不僅政府在年金制度與醫療照護制度的公共支出上不斷的增加，青年世代在年金制度與醫療照護制度的負擔同樣也益加沉重，形同部分財富轉移給上一代退休的老人，未來甚至還必須自行解決部分退休金的問題，形成「吃虧」的世代（a crossover generation）。台灣也逐漸面臨了相同的問題，由於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明顯優於其他職業類別，再加上勞保年金制度改革的前景未明，如此都間接助長了「國考熱」的現象。尤有甚者，一旦年金制度問題持續延宕，未來更恐衍生出世代間的對立，即使有幸擠進公職窄門的年輕人，屆時亦可能難以去除對於退休後的焦慮與不安全感。
事實上，「國考熱」只是一個現象，背後的新世代的集體不安，才是問題的核心。政府不能放任這樣的不安持續蔓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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