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於考量合理經濟行為的政策

勞動部的「好意」 幫了工讀生倒忙

聯合報社論/聯合報

勞動部在六月中發佈職權命令，認定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的學生都是「勞工」，要求學校幫他們辦理勞保健保。表面上看，勞動部是在幫學生爭取權益，但結果卻恰好相反，逼得大學必須大幅削減兼任助理的聘用。政治大學要砍四千助理引發抗議風波，即因此而來。由於大學是兼任助理的「僱主」，一旦政府規定工讀學生要強制納保，大學就要負擔高比例的勞健保保費。一名學生也許僅要幾千幾百元保費，但全校加起來就是好幾千萬元。由於大學經費拮据，勞健保保費支出增加，學校只好砍削別的支出。除了政大，其他大學也在規劃減少工讀生、兼任助理的名額，不久也將跟進宣佈。政大不是理工醫為主的大學，助理人數還比較少；如台大、成大、交大等理工科系助理更多，將來減聘的兼任助理恐怕員額更驚人。 勞權團體遊說民意代表，要求將兼任助理納入勞健保，已經多年。他們先要求各大學納保，但各大學認為兼任助理的經費都是來自於研究計畫，遂把問題推給補助計畫的科技部與教育部。科技部與教育部則認為，大學才是助理的聘僱主，納保保費理當由大學吸收。勞動部六月十七日的公文，則是將投保責任責付大學，乍看之下似解決了爭議，實質上卻是開啟了更嚴重的爭端。 勞動部依其僵硬呆板的人員分類，將兼任助理視為「勞工」，表面上看似言之成理，卻未必了解大學生兼任助理的本質。大學生、研究生兼任助理，本質上是指導教授運用計畫經費資助學生的「助學金」，每個月少則數千元，多則萬餘元。學生領取這些補助，是教授們希望他們能專心寫論文或做研究，少些在外打工的經濟壓力。有些教授會要求領有兼任助理津貼的研究生在實驗室幫忙、在課堂帶實習，但這些皆非定規，而教授與學生助理之間也不見得有「僱主／勞工」的隸屬關係。也許有些大學老師對學生要求與其待遇不成比例，甚至有壓榨之嫌，但若要因為這些特例而將老師、學生之間的關係「勞僱化」，那不免太過簡化，也必然產生其他扭曲。 以政大為例，一旦大學要承擔七成的兼任助理勞健保負擔，在總預算固定的情況下，他們就必須要減聘兼任助理，等於是減少了對近千人獎助學金的發放。高所得家庭子女也許不在乎這區區每月數千元的津貼，但對於中低收入家庭而言，這等於是斷送了他們的經濟支援。這樣的衝擊，或許將逼著這數千名學生出外打工，減少在校研讀的專注，或許根本就無力再繼續就學，必須中斷求學歷程。無論是何者，都是對弱勢者的衝擊。當初那些「爭權益」者，只看到勞保健保保費每月千餘元的福利，卻忽略了「總預算固定」的排擠效應，反而造成一大群學生失去兼任獎助津貼的後果。 拋開勞工保險不談，今天台灣的健保涵蓋已經十分周全；學生兼任助理，即使沒有勞工健保，也一定有學生身份的健保，兩者的差別只是保費負擔而已。要求大學將兼任助理一律納為勞工，固然是為「現任」的助理爭取權益，但是在預算排擠的鐵律之下，也必然會影響到「未來」助理的聘用人數，縮減獎學金的受益廣度。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前述兩種權益之間要如何取捨，其始作俑者勞工團體和勞動部可曾想清楚？再說，校園是個知識傳承的地方，勞動部不能以「僱佣」的本位立場狹隘觀之。一旦老師與指導學生的關係勞僱化，雙方在報酬、權益、加班、工時上斤斤計較，那必然會扭曲教育與研究的環境。 歐美大學常將研究生與博士後視為「受訓者」（trainees），與教授之間有合作者的關係，而不是狹隘的勞僱雙方，由此出發思考彼此權益。台灣的勞動部卻是堅守本位分類，而硬要將大學師生關係塞進自己的勞僱框架，當然就會產生紛爭。兼任助理爭議告訴我們：勞動部和勞動團體必須要有整體的社會福利觀，才能真正解決兼任助理的福利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