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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不平等已升至將近1個世紀以來的最高點。收入最高者享有國家最多資源,而貧窮線以下的人口正逐漸增加。中間收入和高收入階層間的所得差距也日漸擴大。過去美國自詡為中產階級國家,但現在已非如此。 經濟學家以邊際生產力理論為這種不平等開脫--亦即對社會貢獻較多者應獲得較高收入。然而,那些奉獻知識促進科技發展、進而真正改變社會的人,所得卻少得可憐。華爾街高薪人士的創新把全球經濟推向毀滅邊緣,但這些人卻能大撈一票後走人。 如果涓滴(trickle-down)經濟學有點道理的話,人們或許較能接受不平等。但現在美國人的所得中位數比15年前低;全職男性勞工的所得中位數也不如40多年前。在此同時,最高收入階層卻享受前所未有的富足。 部分人士辯稱,不平等加劇是市場不可避免的副產物。這是錯的,有許多國家在降低不平等同時,也維持經濟成長。 遊戲規形塑市場。我們的政治體系訂出的規則是造福富人,但犧牲他人。金融法規允許掠奪性放貸與浮濫發行信用卡,造成財富從底層轉移到頂端。讓衍生性金融商品擁有優先權的破產法也是如此。全球化規則(允許資本自由流動但勞工不行)更強化原已失衡的勞資談判:企業威脅出走海外,除非員工大舉讓步。 教科書說,唯有放棄追求成長或效率,我們才能擁有更平等的社會。然而,進一步分析後發現,我們為不平等付出高昂代價,它造成社會、經濟與政治不穩定,並降低經濟成長。西方最健全的經濟體(例如北歐),也是平等程度最高的國家。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數十年間,美國的不公平性相當低,經濟成長速度也遠超過1980 年以後。1980年至今,經濟成長的好處多半流向收入最高的階層。愈來愈多跨國家的長期研究顯示,平等、成長與穩定這三者息息相關。 從好的方面來看,藉由減少尋租行為(rent-seeking,指透過手段吃到更大塊餅,而不是把餅做大)與改善造成美國不平等的扭曲機制,我們能打造更公平的社會與運作更佳的經濟。政府對投機者課的稅率,還不到發明家和改革社會者的一半,這點多少反映我們的價值觀。但同時也扭曲我們的經濟,鼓勵年輕人投入冒險而非較有生產力的領域。由於頂端階層的收入多半來自尋租行為,加稅將能遏阻此風。 美國曾被視為機會之地。但如今美國孩子的生存機會仰賴父母收入的程度,超過歐洲與其他先進工業國家。昔日美國努力編織機會均等的美國夢,但現在這個夢已成為神話。 我們能再度成為機會之地,但這不可能自然而然發生。只要政策繼續刪減公共教育和其他有利中下階層發展機會的項目,同時對收入頂端族群減稅,就不可能發生。歐巴馬總統支持投資教育與「巴菲特規則」(要求收入最高者的所得稅稅率至少達到一般人水準),是正確的方向。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提議公部門裁員,以及對投機性資本利得稅率是否應低於工作所得的議題默不作聲,都讓人憂心。 美國必須做出選擇:若延續數十年來的作風,機會短缺將造成社會變得更分裂、成長下滑,社會、政治與經濟將更不穩定;或者美國能認清經濟失衡的事實。鍍金時代後迎來進步年代;鋪張浪費的狂飆20年代導致大蕭條,進而催生新政(New Deal)。每次美國都在奔向極端後再度拉回正軌,問題是,這次還會這樣嗎? (作者Joseph Stiglitz是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 |
全文網址: 史提格里茲專欄/貧富失衡,美國夢破滅了… | 國際財經 | 全球觀察 |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WORLD/WOR2/7196866.shtml#ixzz1zQghfA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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