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法則」在日本、歐洲與美國得到驗證，大陸能否逃脫魔咒，關鍵在政策應對。事實上，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陸不乏成功應對金融風險的經驗。1998年大陸金融壞賬高達1.4兆元人民幣，2006年銀行壞賬高達3兆元，政府都通過「沖銷、剝離、注資」方式成功解決。大陸政府對金融的管控能力，是面臨類似困局的日本及其他國家所望塵莫及的。
然而，當前大陸的金融危局情勢與以往已有所不同：債務規模空前巨大，潛在經濟增長放緩，貨幣刺激效果降低，而全球資金流動方向似乎也不利大陸繼續籌措資金。何況大陸此次金融風險，很大一部分源自內部的體質問題，若解決不慎，雖不一定「硬著陸」，但可能導致「潰而不崩」的慢性衰退局面。
樂觀的是，大陸決策層沒有走在老路上。新任總理李克強履職過百日，已拿出應對金融危機的具體政策：以去槓桿化為著力點，推動結構性改革，避免大規模刺激計畫。
平心而論，現在判斷「李克強經濟學」有幾分勝算還為時過早。「李克強經濟學」也不宜認為是李克強個人的思想，而是領導階層的集體智慧。我們不妨為它添磚加瓦，提供3條見解供深入解讀。
首先，眾所周知，影子銀行氾濫是金融危局的直接原因，但簡單關閉並非長遠之策。1997年亞洲危機後，大陸央行關閉100多家信託公司和1000多家基金，並未阻止影子銀行的再度盛行。
日前大陸利率市場化改革加速，正是抑制影子銀行的關鍵決策。過去由於利率管制，影子銀行和正規銀行形成「利率雙軌」，並出現特權以仲介身分從中套利。利率徹底市場化後，影子銀行將不能再輕易從「黑市」撈金。
下一步是把影子銀行納入監管。實際上，影子銀行不受監管，更多緣於銀行業的准入限制。只有打破金融行業的壟斷門檻，把影子銀行轉變為民營銀行，才能有效加強監管。
第二，「中國式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政府主導經濟。習近平推出「八項規定」新政，李克強隨即減少政府審批，減少政府對市場的介入，試圖做出改變。
李克強改變的方向是正確的，但上半年經濟統計數據出爐後，各省出於穩增長壓力，又忙於制定所謂「投資路線圖」，企圖再借助投資提高GDP增長。如此做法，恐怕會使習李苦心付諸東流。對此，大陸需完善官員政績評估，加入債務風險、民營經濟比例、環境保護等參考因素。
最後，「中國式金融危機」與美國不同，大陸不是由於創新過度，而是因為增長動能不足，導致投資回報率降低和資本出逃。在抑制風險的同時，大陸還需要繼續提高生產力。
大陸的城鎮化率剛剛突破50%，與上世紀70年代早期的日本相似。如果能夠破除城鎮化壁壘，哪怕將真實城鎮化率提高10%，也意味著近3億人口完全進入城鎮。大陸政府與企業負債率雖然偏高，但家庭還維持高儲蓄與低負債，深耕內需有不小潛力。
但是，城鎮化如實施不當，將十分危險，反而造成金融危機加劇。關鍵在於，新型城鎮化要擺脫「穩增長」的短線思維，應強調開放戶籍與完善社會保障體制，從改變城鄉二元結構、促進人口流動中破題。
總的來說，美國式的「金融危機」是週期性的，能夠在數年後迅速回復，但「中國式金融危機」與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更加相似，是一種結構性的危機。如果政策應對不當，很可能出現長期經濟不振與社會動盪。
當下，李克強正在施行不同以往的改革舉措，但對抗「金融危機」絕非一蹴而就。去槓桿化之路正確但漫長，這將考驗執行「李克強經濟學」的決心，更將考驗決策者把改革變為現實的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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