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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代價？ * 2010-11-01 * 工商時報
　自從2008年9月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第二次「全球化」營造的太平盛世突然變了調。如今各國在合力清理華爾街貪婪所埋下的地雷後，重新面對各自的發展困境，應變態度因而從齊力斷金轉為交相指責，尤以美國指控中國壓低人民幣匯率，導致兩國貿易失衡，更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

　在美中（G2）交鋒中，國際股匯市震盪，熱錢伺機流竄，不僅大賺波動財，更推升商品與房產泡沫；新興國家央行為了防止資金泡沫破滅損及經濟復甦，勉力阻升以求匯率相對穩定；擔心美國聯準會印鈔票印過頭的人竟然倒貼，也要搶買通膨公債。

　蹺蹺板的兩端，一端是只問利益不管道義的熱錢，一端是維護國家權益優於國際穩定的各國政府，形成左右擺盪劇烈、令人膽戰心驚的財經現況。有人稱之為投資「新常態」，有人則憂心這是全球化逆轉的前兆。以史為鑑，第一次全球化終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當前列強「東風吹，戰鼓擂」的叫陣局面，的確讓不少人產生瀕臨戰爭的危機感。

　理論上，全球化的最高境界是「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過去兩次全球化雖未臻此化境，但確實有助於提升全球經貿擴張速度。根據統計，1870~1914的第一次全球化，全球貿易平均每年成長4％，全球GDP平均年增1.3％，是1820~1870年均增幅的2.45倍，美日德三強乘勢崛起。

　第二次全球化從二戰後的1950年起算，到1970年代末為初階段，期間創造不少經濟奇蹟，包括美國鞏固世界霸主地位、戰敗的德日浴火重生，而台港星韓等四小龍的奮起，對亞洲更是別具意義。

　70年代末迄今，是為第二次全球化的第二階段，此期間歷經中國改革開放、蘇東波浪潮與資訊科技革命，國際經貿交流之頻繁更甚以往。尤其冷戰結束後的這20餘年間，以中國為主的世界工廠，讓歐美跨國企業得以架構出全新的全球運籌體系。在世界工廠的廉價生產成本支撐下，全球共享了一長段罕見的低通膨穩健成長期，有別於70年代因兩次能源危機而遭通膨赤燄紋身的慘痛經驗。

　據統計，1973~2007年的全球貿易平均每年成長11％，貿易總額占GDP比重由22％勁揚至42％，跨國資本流動總額對全球GDP 的占比，更從5％躥升至21％。美國仍然是這波和平紅利的最大受益者，但中國崛起牽動東西情勢，有人視為西消東長的轉捩關鍵，有人則認為是對當前世局的重大挑戰。

　第二次全球化締造的經貿榮景在金融風暴後化為泡影，也勾起兩次大戰間「全球大蕭條」的血淚記憶。世人首度真正驚覺到全球化的「可怕」：在跨國間流動的資本，除了有助於成長的直接投資，原來還有包藏禍心的龐大熱錢；美國聯準會無止盡印鈔票救市，更助長了熱錢的囂張氣燄。

　身為強權的美國卻也滿腹委屈，財政部長蓋特納在逼升人民幣之後，又大談以匯率手段消弭全球經濟的不平衡。蓋特納口中的不平衡貿易，指的當然是中國為主的出口導向經濟體，大賺美國貿易財，讓美國承受巨額的貿易逆差。從絕對數字來看，蓋特納言之有理，卻忽略了全球分工的現實。美國跨國企業未來就算不給中國代工，也會揮師到東南亞等其他工資低廉的地區；換言之，三角貿易所創造的貿易順差，只會從中國轉移陣地，不會回歸美國本土。況且，國家有分大小，發展策略互異，彼此截長補短，與其說不平衡貿易是一種扭曲現象，不如視之為全球化的一種結果，適度矯正可矣，想要完全消除逆差則不啻奢望。

　然而這樣的邏輯，放在民族國家的利益下，終究是有理說不清，也因此下半年以來G2匯率與貿易角力戰越演越烈，國際貨幣基金（IMF）與G20的調停功能也因而無從發揮。

　從政治現實看，IMF與G20就算想當G2的和事佬，也是力不從心。G7論壇在被G20取代前，最大的「成就」是"agree to disagree"，唯有尊重彼此歧見，才有存異求同的可能。兩強相爭下的IMF與G20若能發揮"agree to disagree"的作用，已屬難得。

　由此觀之，G20財長日前發表公報強調各國將努力避免貨幣競貶，可說是一種「應然面」的宣示，而多個會員國央行在會後的干預行為，也不該遭批為輕諾寡信，畢竟他們只是阻升而非競貶。繫鈴與解鈴的關鍵，仍在G2兩強。

　瀕戰不等於終需一戰，但因為已逼到懸崖邊，又有兀鷹虎視眈眈，可轉圜的空間變小。我們當然希望結局是「G2同榮」，全球化通過危機考驗後再進階，一如中國在G20財長會前升息，蓋特納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歧山在G20財長會後密談，被國際輿論視為各讓一步的識實務發展。

　怕只怕擦槍走火，演變為「G2同籠」，迭次築起的關稅壁壘造成全球化逆轉。儘管情勢惡化到以武力解決的機率比中樂透頭彩還低，但如果真的發生，套用當前的流行語，那將是舉世「百年一遇」的大劫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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