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經濟成長模式 要靠教育【經濟日報╱2012.02.27 02:16 am■史賓塞（Michael Spence）
在推動經濟效率、成長和創新方面，市場和資本主義誘因具有強大力量。一如哈佛大學教授富利曼在其著作《經濟成長的道德後果》中所說，經濟成長有利於開放和民主的社會，但在確保穩定、平等和永續方面，市場和資本主義誘因卻有明顯缺陷，反而不利凝聚政治和社會共識。
顯然拋棄市場資本主義體系及其隱含的成長，並非現實中的選項。我們的選擇不多，只能試著調整這套體系，順應變遷中的科技和全球情勢，以便達成穩定、平等與永續性。在這三個重要議題中，永續性可能最複雜也最具挑戰。
對許多人而言，永續性牽涉有限的天然資源和環境議題。全球經濟規模未來25年可能成長兩倍，其中多數成長來自開發中國家，這些國家正努力追趕已開發國家的收入水準，採用類似的消費模式，許多人擔心地球的天然資源和復原能力可能無法承擔。
有人依此邏輯認為「問題在於成長」，解決方法就是降低成長。但在開發中國家，唯有永續成長才能使其人民脫離貧困，限制成長絕非答案，因此替代選項是改變成長模式，以減輕經濟活動帶給天然資源和環境的衝擊。
但我們沒有一體適用的替代選項。改變成長模式意味著要花時間一步步發明新模式，其中兩大關建要素是教育和價值。所有人都要了解個人或集體選擇的後果，例如我們須明瞭，人口成長和消費水準提高會產生跨世代的影響，我們的行為會影響後世子孫的生活方式和機會。
迄今為止，我們所作選擇的品質始終令人無法滿意，反映我們不甚了解永續性，也不清楚我們的選擇對未來世代的影響。許多已開發國家的政府債務已達危險水準，非債務的負擔更重，因為它們採行無法永續的成長模式。
我相信，多數人不會刻意做出不利未來世代的選擇，所以問題可能出在我們未能完全理解我們所作選擇的後果。此外，一旦我們走上入不敷出之路，就很難脫身，因為到某個時候，未來的世代將必須為過去的承諾付出代價，並支付未來承諾的成本。這看來很不公平，但事實如此。
多數人可能同意，我們寅吃卯糧的集體生活方式會造成後代負擔，但我們可能還未對誰該付出代價達成共識。
教育和價值是個人（和集體）正確選擇的基石，少了這兩個要素，許多經濟學家主張的提高能源效率、限制碳排放等誘因和政策都將失去支持，將在民主決策過程中流產。
想成功達成永續性，就必須透過由下而上的決策過程。環境學家著重於教育和個人選擇是對的，雖然其政策提案並非總能切中要點。教育和價值將帶動創新、改變生活方式和社會規範，還能透過消費者和員工的選擇影響企業行為。
不過，教育和價值是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而配套的國家政策和國際協議有賴謹慎的科學和經濟分析、及仔細推敲的選擇。各國（尤其是先進國家和已開發國家之間）仍須分攤責任。
我們能採取一些具體行動。適當的監管和夠長遠的視野能形成各種大幅提高能源效率的架構，又不會加重負擔；運輸業能在不犧牲機動性之餘降低能源密集程度，部分轉變可能須經各國協調，以避免產生負面的競爭衝擊。但過度協調也非好事，這就是為什麼氣候變遷協商的目標，會從追求承諾高風險的50年碳排放限制，轉向著重平行發展、漸進的程序。
亞洲和開發中國家的眾多人民日漸意識到，永續性是達成長期成長目標的關鍵。隨著人們不斷取得並散布知識，價值也會改變，著眼於永續性的政策也將跟隨改變。問題在於，我們達到這個階段的速度是否夠快，足以避免重大破壞或潛在衝突。
（作者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經濟學教授，以及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
全文網址: 史賓塞專欄／改變經濟成長模式 要靠教育 | 國際財經 | 全球觀察 | 聯合新聞網 http://ping.fm/8Ua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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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動經濟效率、成長和創新方面，市場和資本主義誘因具有強大力量。一如哈佛大學教授富利曼在其著作《經濟成長的道德後果》中所說，經濟成長有利於開放和民主的社會，但在確保穩定、平等和永續方面，市場和資本主義誘因卻有明顯缺陷，反而不利凝聚政治和社會共識。
顯然拋棄市場資本主義體系及其隱含的成長，並非現實中的選項。我們的選擇不多，只能試著調整這套體系，順應變遷中的科技和全球情勢，以便達成穩定、平等與永續性。在這三個重要議題中，永續性可能最複雜也最具挑戰。
對許多人而言，永續性牽涉有限的天然資源和環境議題。全球經濟規模未來25年可能成長兩倍，其中多數成長來自開發中國家，這些國家正努力追趕已開發國家的收入水準，採用類似的消費模式，許多人擔心地球的天然資源和復原能力可能無法承擔。
有人依此邏輯認為「問題在於成長」，解決方法就是降低成長。但在開發中國家，唯有永續成長才能使其人民脫離貧困，限制成長絕非答案，因此替代選項是改變成長模式，以減輕經濟活動帶給天然資源和環境的衝擊。
但我們沒有一體適用的替代選項。改變成長模式意味著要花時間一步步發明新模式，其中兩大關建要素是教育和價值。所有人都要了解個人或集體選擇的後果，例如我們須明瞭，人口成長和消費水準提高會產生跨世代的影響，我們的行為會影響後世子孫的生活方式和機會。
迄今為止，我們所作選擇的品質始終令人無法滿意，反映我們不甚了解永續性，也不清楚我們的選擇對未來世代的影響。許多已開發國家的政府債務已達危險水準，非債務的負擔更重，因為它們採行無法永續的成長模式。
我相信，多數人不會刻意做出不利未來世代的選擇，所以問題可能出在我們未能完全理解我們所作選擇的後果。此外，一旦我們走上入不敷出之路，就很難脫身，因為到某個時候，未來的世代將必須為過去的承諾付出代價，並支付未來承諾的成本。這看來很不公平，但事實如此。
多數人可能同意，我們寅吃卯糧的集體生活方式會造成後代負擔，但我們可能還未對誰該付出代價達成共識。
教育和價值是個人（和集體）正確選擇的基石，少了這兩個要素，許多經濟學家主張的提高能源效率、限制碳排放等誘因和政策都將失去支持，將在民主決策過程中流產。
想成功達成永續性，就必須透過由下而上的決策過程。環境學家著重於教育和個人選擇是對的，雖然其政策提案並非總能切中要點。教育和價值將帶動創新、改變生活方式和社會規範，還能透過消費者和員工的選擇影響企業行為。
不過，教育和價值是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而配套的國家政策和國際協議有賴謹慎的科學和經濟分析、及仔細推敲的選擇。各國（尤其是先進國家和已開發國家之間）仍須分攤責任。
我們能採取一些具體行動。適當的監管和夠長遠的視野能形成各種大幅提高能源效率的架構，又不會加重負擔；運輸業能在不犧牲機動性之餘降低能源密集程度，部分轉變可能須經各國協調，以避免產生負面的競爭衝擊。但過度協調也非好事，這就是為什麼氣候變遷協商的目標，會從追求承諾高風險的50年碳排放限制，轉向著重平行發展、漸進的程序。
亞洲和開發中國家的眾多人民日漸意識到，永續性是達成長期成長目標的關鍵。隨著人們不斷取得並散布知識，價值也會改變，著眼於永續性的政策也將跟隨改變。問題在於，我們達到這個階段的速度是否夠快，足以避免重大破壞或潛在衝突。
（作者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經濟學教授，以及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
全文網址: 史賓塞專欄／改變經濟成長模式 要靠教育 | 國際財經 | 全球觀察 | 聯合新聞網 http://ping.fm/8Ua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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