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者：拉詹
實在太令人吃驚了，美國及其他已開發國家冒出的「1％」（即位居收入最高1％那群人）稱號，正淪為千夫所指。在美國，這「1％」包含了2006年家庭收入至少為38萬6千美元（約合新台幣1千2百萬元）者。群眾口中的「1％」大多是不擇手段的企業高層、貪得無厭的銀行家，以及大搞內線交易的避險基金經理人。
向富人加稅，不是答案……
不義之財論點，難解決收入不均
曾經讀過革新派經濟學家文章的人會以為，只要向「1％」的這群人課稅，然後分配給其他人，就會是美國當前所有問題的答案。
當然，這種氛圍背後的論點是，這些收入乃不義之財，可能是布希時期減稅政策、崩壞的企業管理體系，以及充滿利益衝突的金融體系所共同促成的結果；這「1％」的人被想成絕非努力工作掙來金錢之徒，因此，取走他們的錢財也無傷。
顯然，此譏諷其來有自。舉例來說，企業，特別是金融部門裡的企業，儘管多數執行長表現平平，卻得以領取過度豐厚的獎金。然而，撇開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疑慮，這種觀點背後的簡化論卻也令人深為憂心。
比如，它忽略了許多真正富有的人，是苦幹實幹的企業家這個事實；同樣的，它忽略了富有者之中，有許多是運動明星和娛樂名人；而同列其中的還包括了醫生、律師、顧問等學有專精的專家，有些甚至是我們所喜歡的革新派經濟學家。換句話說，當今的富人可以說，更有可能是勞動者而非閒人。
而且，諸多可能被忽略的事實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收入不均日益惡化，不單單限於最富層級，雖然在這一層最顯眼。學術研究顯示，美國和其他地區的收入分配，最高前10％位階者與中階收入者的差距亦漸漸拉開，這可非革新派經濟學家所樂見。
「我們是90％那群」的口號聽起來畢竟沒有「我們是99％那群」來得響亮。對某些抗議者而言，就算前者是事實，他們也聽不進耳裡。
真正問題，在於教育……
沒有學位，收入淪為後50％
儘管如此，或許問題最大的地方在於，某些並非圖利於財閥富豪的政策，也應該為不均惡化負上相當程度的責任，那就是教育與技能政策。
的確，文憑已非是確保就業的通行證，初出茅廬的畢業生，特別是科系層級較低者會發現，如今想要找到工作顯得特別困難，因為他們要與同樣沒工作、但是有經驗者競爭。不過，有文憑者的失業率，是沒有高中文憑者的三分之一。
仔細檢視發現，收入位於前10％位階或更高者，與位於50％位階之後者，兩者間最大差異是，前者擁有一至兩個大學或更高等的學位，而後者通常沒有學位。
技術面變遷與全球化競爭，已經造成美國勞動者在缺乏強而有力技能的情況下，難以覓得好工作。誠如哈佛教授高登（Claudia Golden）與卡茲（Larry Katz）所言，在技能與教育的競爭中，教育已經遠遠落後了。
普通人經歷收入的不均惡化，應該由失敗的教育與技能培養體系負責。然而，若承認這個事實，便完全揭穿多數民粹主義者這一回試圖將這個臭名全往千萬富翁身上倒的心眼。
歷年教改，盡皆失敗……
創造就業，從重訂技能政策開始
各界不願說穿的事實是，窮人也有責任自己拉自己一把，才有機會脫離困境。教育並沒有快捷修正的路徑，自1970年代中期福特（Gerald Ford）就任總統以來，歷任美國總統呼籲教育改革均成效闕如，反倒是不斷責怪那群實不該受此對待的「1％」，政客的目的是，只求能交出一張立即見效的財富再分配政策時間表。
過去美國並非沒有嘗試過快速修正的做法。舉例來說，近十年間收入不均問題，雖然急速擴大，但消費不均問題並沒有發生，原因就在信用過度寬鬆，特別是次級房貸，它使得沒辦法的人也能過著跟有錢鄰人一樣的生活。最後的結局大家都看到了，並非人人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當失去工作與房子，原本只屬較不富有的那一群人，最終墮入窮人之境。
美國政府必須了解企業創造就業機會所需要的相關技能，才能制定適合的政策，藉此提升勞動人口的素質。而欲達到此目的，有幾個步驟可行，包括改善社區對教育的態度、改革學校教育課程、讓社區大學和職業學校的課程更貼近當地企業需求、改善學費結構讓更多人可以負擔高等教育的費用，以及找出對失業者再訓練的有效方法。
這些皆非易事，也無法一蹴可幾，其中有些或許還需要更多資源投入。透過消除效用低下的支出，特別是無效的稅收補貼，可以為此集得一些資金，然而更多稅收仍是必要的。在增稅的前提下，富人肯定是要多付一些，但如果政府決定對富人增稅，應該將目的放在改善所有人的機會之上，而非將「1％」的富人視為對錯誤的假想責任人的一種懲罰手段。
實在太令人吃驚了，美國及其他已開發國家冒出的「1％」（即位居收入最高1％那群人）稱號，正淪為千夫所指。在美國，這「1％」包含了2006年家庭收入至少為38萬6千美元（約合新台幣1千2百萬元）者。群眾口中的「1％」大多是不擇手段的企業高層、貪得無厭的銀行家，以及大搞內線交易的避險基金經理人。
向富人加稅，不是答案……
不義之財論點，難解決收入不均
曾經讀過革新派經濟學家文章的人會以為，只要向「1％」的這群人課稅，然後分配給其他人，就會是美國當前所有問題的答案。
當然，這種氛圍背後的論點是，這些收入乃不義之財，可能是布希時期減稅政策、崩壞的企業管理體系，以及充滿利益衝突的金融體系所共同促成的結果；這「1％」的人被想成絕非努力工作掙來金錢之徒，因此，取走他們的錢財也無傷。
顯然，此譏諷其來有自。舉例來說，企業，特別是金融部門裡的企業，儘管多數執行長表現平平，卻得以領取過度豐厚的獎金。然而，撇開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疑慮，這種觀點背後的簡化論卻也令人深為憂心。
比如，它忽略了許多真正富有的人，是苦幹實幹的企業家這個事實；同樣的，它忽略了富有者之中，有許多是運動明星和娛樂名人；而同列其中的還包括了醫生、律師、顧問等學有專精的專家，有些甚至是我們所喜歡的革新派經濟學家。換句話說，當今的富人可以說，更有可能是勞動者而非閒人。
而且，諸多可能被忽略的事實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收入不均日益惡化，不單單限於最富層級，雖然在這一層最顯眼。學術研究顯示，美國和其他地區的收入分配，最高前10％位階者與中階收入者的差距亦漸漸拉開，這可非革新派經濟學家所樂見。
「我們是90％那群」的口號聽起來畢竟沒有「我們是99％那群」來得響亮。對某些抗議者而言，就算前者是事實，他們也聽不進耳裡。
真正問題，在於教育……
沒有學位，收入淪為後50％
儘管如此，或許問題最大的地方在於，某些並非圖利於財閥富豪的政策，也應該為不均惡化負上相當程度的責任，那就是教育與技能政策。
的確，文憑已非是確保就業的通行證，初出茅廬的畢業生，特別是科系層級較低者會發現，如今想要找到工作顯得特別困難，因為他們要與同樣沒工作、但是有經驗者競爭。不過，有文憑者的失業率，是沒有高中文憑者的三分之一。
仔細檢視發現，收入位於前10％位階或更高者，與位於50％位階之後者，兩者間最大差異是，前者擁有一至兩個大學或更高等的學位，而後者通常沒有學位。
技術面變遷與全球化競爭，已經造成美國勞動者在缺乏強而有力技能的情況下，難以覓得好工作。誠如哈佛教授高登（Claudia Golden）與卡茲（Larry Katz）所言，在技能與教育的競爭中，教育已經遠遠落後了。
普通人經歷收入的不均惡化，應該由失敗的教育與技能培養體系負責。然而，若承認這個事實，便完全揭穿多數民粹主義者這一回試圖將這個臭名全往千萬富翁身上倒的心眼。
歷年教改，盡皆失敗……
創造就業，從重訂技能政策開始
各界不願說穿的事實是，窮人也有責任自己拉自己一把，才有機會脫離困境。教育並沒有快捷修正的路徑，自1970年代中期福特（Gerald Ford）就任總統以來，歷任美國總統呼籲教育改革均成效闕如，反倒是不斷責怪那群實不該受此對待的「1％」，政客的目的是，只求能交出一張立即見效的財富再分配政策時間表。
過去美國並非沒有嘗試過快速修正的做法。舉例來說，近十年間收入不均問題，雖然急速擴大，但消費不均問題並沒有發生，原因就在信用過度寬鬆，特別是次級房貸，它使得沒辦法的人也能過著跟有錢鄰人一樣的生活。最後的結局大家都看到了，並非人人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當失去工作與房子，原本只屬較不富有的那一群人，最終墮入窮人之境。
美國政府必須了解企業創造就業機會所需要的相關技能，才能制定適合的政策，藉此提升勞動人口的素質。而欲達到此目的，有幾個步驟可行，包括改善社區對教育的態度、改革學校教育課程、讓社區大學和職業學校的課程更貼近當地企業需求、改善學費結構讓更多人可以負擔高等教育的費用，以及找出對失業者再訓練的有效方法。
這些皆非易事，也無法一蹴可幾，其中有些或許還需要更多資源投入。透過消除效用低下的支出，特別是無效的稅收補貼，可以為此集得一些資金，然而更多稅收仍是必要的。在增稅的前提下，富人肯定是要多付一些，但如果政府決定對富人增稅，應該將目的放在改善所有人的機會之上，而非將「1％」的富人視為對錯誤的假想責任人的一種懲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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