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不撤守 個案正義 制度正義的起點
* 2009-06-15 * 中國時報 * 【■陳長文】
看到部分評論者批評馬英九以總統身分，對侯寬仁不實筆錄乙案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筆者感慨，制度不成熟尚在其次，觀念不成熟才是法治最大的挑戰。
大家不妨想想，如果馬英九沒有總統身分，可不可以向法院就該案聲請交付審判？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為什麼，變成總統後的馬英九，就不可以了呢？這隱含一種「總統之尊」的封建迷信，而這種封建想像，就是法治的觀念待突破的一道關卡。或謂總統應關心制度的改革而不是個案。制度和個案何時變成了對立的兩個元素？制度的目的不就是實現個案正義嗎？而從歷史經驗來看，個案正義的落實，往往正是啟動制度進步的重要觸媒。
侯寬仁筆錄不實，牽動的不只是個案的筆錄不實，也非單一檢察官的筆錄不實，而是整個檢察體系與檢察制度缺乏約束檢察官「誠實製作筆錄」的機制。如果馬英九害怕批評，不敢聲請交付審判，在未窮盡該行的「法律程序」即縮手退卻，那麼，連個案正義都無法實現，如何給不肖檢察官當有的警惕，還奢談「制度改革」？
二○○七年二月十三日，侯寬仁以「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起訴馬英九，該罪名可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罪刑不可謂不重。然而，以如此重罪起訴他人，侯寬仁用的是什麼樣的「嚴謹方法」呢？
當證人回答：「這我不清楚」，而筆錄上卻記成「是沒錯」；當證人回答：「我從未想過這樣的問題」、「完全忘記了」，筆錄上都變成「是的」，並作為起訴的依據。如果大家印象還在，當時這些錄音與筆錄的比對在媒體呈現時，是多麼令人驚懼！
這不只引起社會批評，台南地檢署檢察官即對侯寬仁起訴馬英九，作出「牽強附會，羅織罪名」的重話批評。而法官在判決書更罕見地以「實務上未見」、「擅自詮釋而曲解」作出嚴厲的指摘。如此嚴重案件，難到不應該透過交付審判的程序，追明其間真相與法律責任嗎？
而更重要的是，該案在當事人提出告訴後，檢察機關先後對侯寬仁作出不起訴處分並駁回再議。所有的程序都在檢察官的「圈內」進行，實難不招致官官相護的質疑。這也是為什麼應該也必須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的緣由，透過法院，是打破檢察官同僚相護的可能性，並釋清外界質疑的最好方法，也是促使檢察機關檢討改革的希望。
而這也點出了另一個制度問題：再議的權力應歸屬於那個機關？在侯寬仁筆錄不實案，馬英九是基於受害人的立場提出告訴，故而有「交付審判」，尋求檢察官以外機關的申訴機會。但其他的情形卻可能連這樣的救濟措施都不可得。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謝長廷特別費案中，侯寬仁對陳雨鑫的不起訴處分。
在陳雨鑫涉案情節部分，其使用他人發票的情形是明確的，其金額二萬餘元，在其他的貪瀆案件，這樣的金額也足以被訴，但檢察官卻以通常用在「微罪不舉」的「職權不起訴」，對陳雨鑫「網開一面」，這已明顯有濫權之虞。而這種「濫權不起訴」比濫權起訴更為嚴重，因為一旦不起訴處分確定，後續的司法審判程序無以發動，真相會被掩蓋，正義會受重傷。
馬英九不只針對侯寬仁筆錄不實提出「告訴」，也針對陳雨鑫案「告發」侯寬仁涉嫌濫權不起訴。但前者，馬英九可以基於告訴人的身分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後者，從不起訴到再議，卻完全是由檢察機關一手掌握，並沒有交付審判的設計。真要談「制度」，我們實該好好思考，在檢察機關官官相護的風氣下，是應將再議的審理之權移交給法院。
所謂民主，不會是要選民選出一個放棄伸張法律權利、基於鄉愿而對正義冷漠的總統。侯寬仁筆錄不實案，與其說是個案，不如說是縮影，是更多隱於其後濫權與筆錄不實黑幕的縮影。追明侯案真相並追究其法律責任只是正義的起點，但如果連這個起點都不能跨出，所謂的制度建立，只是敷衍的謊言。（作者為律師，法學教授）
* 2009-06-15 * 中國時報 * 【■陳長文】
看到部分評論者批評馬英九以總統身分，對侯寬仁不實筆錄乙案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筆者感慨，制度不成熟尚在其次，觀念不成熟才是法治最大的挑戰。
大家不妨想想，如果馬英九沒有總統身分，可不可以向法院就該案聲請交付審判？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為什麼，變成總統後的馬英九，就不可以了呢？這隱含一種「總統之尊」的封建迷信，而這種封建想像，就是法治的觀念待突破的一道關卡。或謂總統應關心制度的改革而不是個案。制度和個案何時變成了對立的兩個元素？制度的目的不就是實現個案正義嗎？而從歷史經驗來看，個案正義的落實，往往正是啟動制度進步的重要觸媒。
侯寬仁筆錄不實，牽動的不只是個案的筆錄不實，也非單一檢察官的筆錄不實，而是整個檢察體系與檢察制度缺乏約束檢察官「誠實製作筆錄」的機制。如果馬英九害怕批評，不敢聲請交付審判，在未窮盡該行的「法律程序」即縮手退卻，那麼，連個案正義都無法實現，如何給不肖檢察官當有的警惕，還奢談「制度改革」？
二○○七年二月十三日，侯寬仁以「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起訴馬英九，該罪名可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罪刑不可謂不重。然而，以如此重罪起訴他人，侯寬仁用的是什麼樣的「嚴謹方法」呢？
當證人回答：「這我不清楚」，而筆錄上卻記成「是沒錯」；當證人回答：「我從未想過這樣的問題」、「完全忘記了」，筆錄上都變成「是的」，並作為起訴的依據。如果大家印象還在，當時這些錄音與筆錄的比對在媒體呈現時，是多麼令人驚懼！
這不只引起社會批評，台南地檢署檢察官即對侯寬仁起訴馬英九，作出「牽強附會，羅織罪名」的重話批評。而法官在判決書更罕見地以「實務上未見」、「擅自詮釋而曲解」作出嚴厲的指摘。如此嚴重案件，難到不應該透過交付審判的程序，追明其間真相與法律責任嗎？
而更重要的是，該案在當事人提出告訴後，檢察機關先後對侯寬仁作出不起訴處分並駁回再議。所有的程序都在檢察官的「圈內」進行，實難不招致官官相護的質疑。這也是為什麼應該也必須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的緣由，透過法院，是打破檢察官同僚相護的可能性，並釋清外界質疑的最好方法，也是促使檢察機關檢討改革的希望。
而這也點出了另一個制度問題：再議的權力應歸屬於那個機關？在侯寬仁筆錄不實案，馬英九是基於受害人的立場提出告訴，故而有「交付審判」，尋求檢察官以外機關的申訴機會。但其他的情形卻可能連這樣的救濟措施都不可得。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謝長廷特別費案中，侯寬仁對陳雨鑫的不起訴處分。
在陳雨鑫涉案情節部分，其使用他人發票的情形是明確的，其金額二萬餘元，在其他的貪瀆案件，這樣的金額也足以被訴，但檢察官卻以通常用在「微罪不舉」的「職權不起訴」，對陳雨鑫「網開一面」，這已明顯有濫權之虞。而這種「濫權不起訴」比濫權起訴更為嚴重，因為一旦不起訴處分確定，後續的司法審判程序無以發動，真相會被掩蓋，正義會受重傷。
馬英九不只針對侯寬仁筆錄不實提出「告訴」，也針對陳雨鑫案「告發」侯寬仁涉嫌濫權不起訴。但前者，馬英九可以基於告訴人的身分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後者，從不起訴到再議，卻完全是由檢察機關一手掌握，並沒有交付審判的設計。真要談「制度」，我們實該好好思考，在檢察機關官官相護的風氣下，是應將再議的審理之權移交給法院。
所謂民主，不會是要選民選出一個放棄伸張法律權利、基於鄉愿而對正義冷漠的總統。侯寬仁筆錄不實案，與其說是個案，不如說是縮影，是更多隱於其後濫權與筆錄不實黑幕的縮影。追明侯案真相並追究其法律責任只是正義的起點，但如果連這個起點都不能跨出，所謂的制度建立，只是敷衍的謊言。（作者為律師，法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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