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監管保護主義

 恐復燃【經濟日報╱2012.04.30 03:14 am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後，全球決策者會定期歡慶自己避免1930年代的政策失誤。在聯準會（Fed）主席柏南克的帶領下，他們牢記凱因斯的思想，鬆綁貨幣和財政政策以免最糟的情況上演。雖然我們至今仍在收拾預算爛攤子，但2008年確實並未成為世界末日。

1930年代的重大政策失誤不只貨幣緊縮，還有保護主義復燃，這以1930年代初的史慕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為典型代表，該法案帶來的關稅戰爭無疑傷害貿易和經濟成長，讓情況雪上加霜。

現在的政治人物也喜歡說，他們避免重蹈保護主義的錯誤，真的是這樣嗎？的確，我認為近期不會爆發關稅戰，但全球貿易眼前仍有不少危險指標。

各國已放棄全球自由貿易的杜哈回合談判，世貿組織（WTO）正在日內瓦湖畔凋零。杜哈回合談判現在或許不可能達成太多進展，但各國未持續進行全球貿易對話將產生新風險。

在金融方面，許多跡象顯示，各國將再度各自實施監管和貨幣政策。金融危機挑戰了華盛頓共識，各國不再假設全球會朝資本自由流動和由市場決定匯率的方向前進。

巴西、南韓和土耳其等數國已實施不同的資本管制。連長期奉行華盛頓共識的國際貨幣基金（IMF）都坦承，在特定情況下，資本管制是管理資本流動的合法工具之一。

商業銀行體系也出現類似金融市場去全球化的早期跡象，部分大型跨國金融機搆已迅速縮減規模。花旗銀行（Citibank ）和滙豐（HSBC）過去都是全球化急先鋒，現在正關閉多國業務。

許多歐洲銀行也大幅縮減海外業務，尤以貿易融資首當其衝；歐洲銀行過去一直是亞洲貿易融資的主要提供者，如今卻迅速撤出這塊市場，留下一塊亞洲銀行努力想填補的落差。

此外，急於籌集新資本的歐洲銀行和保險業者，可能被迫出售海外資產。

如果這只是歐洲銀行想更聚焦於可行長期戰略的跡象，還能被視為良性發展。但也有跡象顯示，驅動這個過程的因素是監管法規轉變，在部分情況下是監管保護主義。

銀行業者受到總部所在地（母國）和營運所在國監管當局的監督，而母國監管者和央行都日益擔心銀行海外業務的潛在曝險損失，畢竟如果銀行出差錯，還是得由母國收拾殘局。

母國愈來愈擔心那些透過分行在各地開展業務、卻缺乏當地資本或董事會的銀行，因此堅持銀行應把當地業務轉為子公司。從銀行的角度來看，這代表資本會被困在子公司，無法在全球網絡進行最優配置，銀行可能偏好退出當地市場。

歐盟就在上演這個橋段。作為單一市場，如果銀行在其中一個歐盟國家取得批准，就能在各地吸收存款、不須經當地政府同意，但冰島的銀行紛紛倒閉後，英國和荷蘭被迫援助本地存款人。各國正抑制這類跨國業務，產生一個名字很難聽的過程－去歐元化（de-euroization）。我們只能希望這不會成為潮流。

監管者意識到金融市場加速去全球化的風險後，已不斷尋找更能因應全球銀行巨擘倒閉的良策。如果能在銀行業出差錯時輕鬆解決問題、並公平分攤損失，監管者就能更輕易允許銀行繼續在全球高效經營。因此，各國正努力架構跨國解決方案的框架，但這是項艱鉅任務。

這些問題會嚴重威脅到全球化的好處嗎？現在還很難說。或許這只是衛兵交接儀式的開端，花旗和滙豐的全球地位將被中國工商銀行、巴西Itau Unibanco和俄羅斯Sberbank取代。

我們也可能正目睹激進凱因斯主義的捲土重來：「思想、知識和科學…本質上應是國際的，但可能存在於合理與便利之地的產品應是在地的，最重要的是，金融應是國家的。」

（作者Howard Davies是英國央行副總裁、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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