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審查個案判決 要有配套
司法國是會議分組討論，初步達成共識，建議建立裁判憲法審查制度。這是法界改革非常大膽的突破，司法學界及實務界曾經議論多年，但正反雙各持己見，始終沒有共識，這次能獲得初步共識具有重大意義。建立裁判憲法審查制度的目的，在提高法院運用憲法保障人權的功能。用白話文來說，是負責解釋憲法的大法官，也有責任審查法院的個案判決是否違反憲法。
法界之所以會有這項主張，是因為各級法院法官在這方面的表現普遍不如人意。如果法官們都能運用裁判實現憲法上人權正義的保障，又何至於有此項提議，要借重大法官之力加以導正？反過來說，如此倡議的好處是，一旦大法官開始引用憲法做為標尺檢視法院的裁判時，法院內的法官們也就會開始學習，如何在獨立審判的過程之中，真正交付當事人憲法所賦予的權利與正義。
不過，這並非沒有爭議，參加同一組討論的最高法院院長鄭玉山雖然表示個人持贊成的態度，但也提出質疑，大法官審查法院、特別是最高法院的個案裁判恐有違憲之虞，他也擔心大法官豈不是成了第四審？這恰恰顯示他對於憲法問題不夠熟悉。
大法官是憲法明定的憲法解釋與審判機關，審查法院所適用的法律是否違憲，當然也包含法院的裁判是否違憲在內。大法官認定法官援用違憲的法律裁判，法官的判決焉有不隨之違憲之理？
如今大法官總是只從事抽象規範的控制，而不經常一併審查法院的裁判，其實只是不為而非不能；如此畫地自限，形成法院法官誤會憲法審判是大法官專屬職權。這並不是出於憲法的要求，憲法規定了司法院與大法官，但連最高法院的名稱也沒有出現，怎會禁止大法官審查最高法院的判決？
司改會中已經討論到，大法官只做抽象解釋，當事人之後再回頭請法院再審，不是三審而是五審。新的倡議，並不在增加大法官成為第四審，而是可將現在的五審減去一審。憲法裁判的審級以幾審最合適，原來只是個立法問題。如果嫌四審過多，可以修改法律規定改為三審或兩審，而不是否定大法官審查法院裁判的理由。調整修正審級制度追求效率進步，不正就是司法國是會議該做的事？大法官是憲法訴訟的終審機關，用審判、用憲法審查最高法院的判決，是憲法的授權，也是世界各國常見的制度，法院法官基於本位立場而抗拒，並不恰當。
不過，改制的倡議，確實應該考慮配套，其中一個是大法官的負荷與效率問題。大法官每年做成解釋的數量有限，一直是個問題。現在若是改行審判，會不會案量增加，負荷不了？
這可以從幾個方面研究解決之道。一是按世界司法通例，將大法官審判的可決人數訂為二分之一，打破現行的三分之二可決人數瓶頸，也可以不必要求每個案件都由15位大法官全員參加，適度降低可決人數的分母基底人數，都是可以大幅提升大法官釋憲功能的方法。還有一個辦法，則是引進美國最高法院篩選案件的制度，以受理重要憲法議題案件與解決法院憲法問題見解歧異案件為主，也不妨礙普通法院的裁判發生確定效力與執行力。凡此，皆足以改善大法官處理憲法案件的效率。
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司改應追求的目標是司法獨立、排除政治介入及司法關說。要有什麼樣有效的方法，才能排除政治力干預司法，消除關說司法的行為？這是司改不能迴避的問題。這不是大法官獨有，而是所有法官必須共同面對的信用關卡。由於大法官屬於政治任命，大法官開始審查法院裁判，會不會成為增加政治關說的誘因，以致損傷大法官的司法信用？這是必須思索有效對策的重大問題。
其實，破解政治關說司法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要求法官向案件的他方公開關說的內容，給予他方答辯的機會。若能建立揭露關說的制度性機制與正當程序，還有法官展現司法獨立的精神與決心，開始這樣做，才能有效遏阻關說。司改會議中應該考慮，將拒絕、揭發、制裁關說的責任與方法，形成法官倫理具體可行的行為規範，要求法官遵循，以重拾社會信心。這應該是不可或缺的司改配套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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