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羅德里克（Dani Rodrik）】2012.03.21 03:25 am最近我受邀在兩位哈佛同事的全球化課程客串嘉賓。其中一位事先警告我：「這班學生都是全球化的堅定擁護者。」他曾在第一堂課請學生在自由貿易和進口限制間作選擇，結果有超過90%贊成前者。
我們知道在真實調查中用同樣的問題詢問有代表性的樣本—非哈佛學生—會得到截然不同的結果。在美國，贊成限制貿易的比例為二比一。但哈佛學生的答案並不令人意外。因為擁有高技術及更好教育的人，往往比藍領工人更支持自由貿易。
也或許他們並不了解貿易真正運作的方式。於是我刻意換一種方式詢問他們同樣的問題，並強調貿易可能產生的重分配效應。結果支持自由貿易的共識瓦解，甚至比我預期還快。
一開場，我先徵詢大家是否同意作個神奇的實驗。我選了尼古拉斯和約翰作為志願者，告訴他們我有辦法讓尼古拉斯帳戶裡的200美元消失，同時讓約翰的帳戶增加300美元。這個社會工程的把戲可以讓這個班級增加100美元的價值。但他們願意讓我玩這個小把戲嗎？
堅決同意的只占很小一部分，許多人猶豫不定，有更多人反對改變。
顯然學生不太能容忍所得大幅重分配，即使整個經濟大餅能變更大。我接著問，為什麼他們大多數人近乎本能地擁護自由貿易，而自由貿易其實會導致從輸家流向贏家的類似財富重分配。學生似乎大吃一驚。
我接著說，假設尼古拉斯和約翰都開了相互競爭的小公司。約翰更努力儲蓄和投資，並生產出更好的產品，他不但比尼古拉斯多賺300美元，且讓後者的公司倒閉並損失200美元。這次大部分學生都投了贊成票—事實上只有尼古拉斯不同意！
我又提出一個與國際貿易直接相關的假設。如果約翰是透過從德國進口高品質產品的方式讓尼古拉斯倒閉？或是委外到到勞工權益不受重視的中國？又是在印尼僱用童工？這次對改變的支持度隨著上述選項遞減。
科技革新也會像貿易一樣導致部分人變弱勢。對此只有很少學生能容忍阻礙科技發展。所有人都認為，為了保住蠟燭工人的工作而禁止生產電燈泡是愚蠢的想法。
因此學生們反對的不一定是重分配，而是反對某些特定形式的重分配。跟大多數人一樣，他們都關心程序的公平性。
如果要對重分配的結果作判斷，我們必須知道產生結果的環境。我們不會對蓋茲或巴菲特的巨額財富憤憤不平，因為他們和競爭者都遵守同樣的遊戲規則、面對同樣的機遇和挑戰。但如果蓋茲和巴菲特不是靠自己的才智和努力，而是透過詐騙、違反勞動法、破壞環境或者利用國外政府的補貼來致富，我們的想法將截然不同。
同樣，當我們預期重分配效應長期來看能實現平等，所有人都將因此獲益時，我們很可能不會在意所得轉移。然而從另一方面看，當貿易不斷衝擊同樣一群人時—低教育程度藍領工人—我們可能對全球化很難感到樂觀。
但許多經濟學家對這些區別充耳不聞。他們把對全球化的關切全歸因於愚蠢自私的貿易保護主義或無知，而不知道最重要的其實是道德問題。這些經濟學家因為忽略國際貿易有時候會導致有問題的重分配後果，因而錯失了公眾討論的重點。既然在道德上都站不住腳，他們自然無法為貿易作出有力的辯護。
當全球化偶爾引發與重分配效應有關的正當性問題時，我們不應不假思索地以限制貿易作回應，還有許多利弊需要權衡。民主國家應對這些問題作更充分的討論，以便做出更自覺和深思熟慮的決定。只因為全球化讓經濟大餅變更大而崇拜它，長期來看反而侵蝕其正當性。
（作者Dani Rodrik是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著有《全球化悖論：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編譯吳國卿）
全文網址: 羅德里克專欄／別迷信自由貿易 | 國際財經 | 全球觀察 |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WORLD/WOR2/6975428.shtml#ixzz1phz92N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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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在真實調查中用同樣的問題詢問有代表性的樣本—非哈佛學生—會得到截然不同的結果。在美國，贊成限制貿易的比例為二比一。但哈佛學生的答案並不令人意外。因為擁有高技術及更好教育的人，往往比藍領工人更支持自由貿易。
也或許他們並不了解貿易真正運作的方式。於是我刻意換一種方式詢問他們同樣的問題，並強調貿易可能產生的重分配效應。結果支持自由貿易的共識瓦解，甚至比我預期還快。
一開場，我先徵詢大家是否同意作個神奇的實驗。我選了尼古拉斯和約翰作為志願者，告訴他們我有辦法讓尼古拉斯帳戶裡的200美元消失，同時讓約翰的帳戶增加300美元。這個社會工程的把戲可以讓這個班級增加100美元的價值。但他們願意讓我玩這個小把戲嗎？
堅決同意的只占很小一部分，許多人猶豫不定，有更多人反對改變。
顯然學生不太能容忍所得大幅重分配，即使整個經濟大餅能變更大。我接著問，為什麼他們大多數人近乎本能地擁護自由貿易，而自由貿易其實會導致從輸家流向贏家的類似財富重分配。學生似乎大吃一驚。
我接著說，假設尼古拉斯和約翰都開了相互競爭的小公司。約翰更努力儲蓄和投資，並生產出更好的產品，他不但比尼古拉斯多賺300美元，且讓後者的公司倒閉並損失200美元。這次大部分學生都投了贊成票—事實上只有尼古拉斯不同意！
我又提出一個與國際貿易直接相關的假設。如果約翰是透過從德國進口高品質產品的方式讓尼古拉斯倒閉？或是委外到到勞工權益不受重視的中國？又是在印尼僱用童工？這次對改變的支持度隨著上述選項遞減。
科技革新也會像貿易一樣導致部分人變弱勢。對此只有很少學生能容忍阻礙科技發展。所有人都認為，為了保住蠟燭工人的工作而禁止生產電燈泡是愚蠢的想法。
因此學生們反對的不一定是重分配，而是反對某些特定形式的重分配。跟大多數人一樣，他們都關心程序的公平性。
如果要對重分配的結果作判斷，我們必須知道產生結果的環境。我們不會對蓋茲或巴菲特的巨額財富憤憤不平，因為他們和競爭者都遵守同樣的遊戲規則、面對同樣的機遇和挑戰。但如果蓋茲和巴菲特不是靠自己的才智和努力，而是透過詐騙、違反勞動法、破壞環境或者利用國外政府的補貼來致富，我們的想法將截然不同。
同樣，當我們預期重分配效應長期來看能實現平等，所有人都將因此獲益時，我們很可能不會在意所得轉移。然而從另一方面看，當貿易不斷衝擊同樣一群人時—低教育程度藍領工人—我們可能對全球化很難感到樂觀。
但許多經濟學家對這些區別充耳不聞。他們把對全球化的關切全歸因於愚蠢自私的貿易保護主義或無知，而不知道最重要的其實是道德問題。這些經濟學家因為忽略國際貿易有時候會導致有問題的重分配後果，因而錯失了公眾討論的重點。既然在道德上都站不住腳，他們自然無法為貿易作出有力的辯護。
當全球化偶爾引發與重分配效應有關的正當性問題時，我們不應不假思索地以限制貿易作回應，還有許多利弊需要權衡。民主國家應對這些問題作更充分的討論，以便做出更自覺和深思熟慮的決定。只因為全球化讓經濟大餅變更大而崇拜它，長期來看反而侵蝕其正當性。
（作者Dani Rodrik是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著有《全球化悖論：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編譯吳國卿）
全文網址: 羅德里克專欄／別迷信自由貿易 | 國際財經 | 全球觀察 |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WORLD/WOR2/6975428.shtml#ixzz1phz92N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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